文登，得名于城东之文登山，现简称文山。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故老相传，秦始皇东巡，召集文人登此山，论功颂德，因名。”文登一出场，便与文人、诗文扯上了关系。
　　北齐天统四年（公元568年），文登置县建城，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升县为州，谓登州，《隋唐演义》中秦琼大闹登州府的故事大概发生在这里。州治后来移于牟平、蓬莱等地，不过北宋苏轼在登州知府任上所写诗句“东鲁遗风至今在，十万人家读书声”，道的却是文登民风。所谓东鲁遗风，是指汉代大儒郑玄曾在文登城西15里的长学山阳开院讲课，邑人读书求学由此蔚然成风。此事有明崇祯六年碑为证：“山名长学，盖先代郑司农设教处，《后汉书.郑玄传》‘客耕东莱’，即此地。”
　　泱泱大中国，上下五千年，那么多历史名人在某个地方生活几年，或者写上两句诗，是极其平常的事情。到了清朝顺治乙未年科场上，文登有7人同时高中进士，其中于鹏翰、于涟父子同榜，刘欣、刘辉兄弟连镳，举国上下这才不禁连连惊呼：“文登学！”就读书赶考而言，文登人确实值得骄傲。自唐朝开科取士起，文登就榜上有名，明清两朝最为可观，有进士61名，是全国每县平均数的两倍，并且走出了乾隆帝师徐士林。这种风气历久不衰，1977年恢复高考，文登录取人数居山东省之首，《光明日报》曾以《文登高中升学率为什么这么高》为题进行了专门报道。据统计，1955—1990年间，文登共考取大学生12977人，超过了有名的“才子之乡”江西临川。
　　这种局面起源于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也得益于历代先贤的培育。现在城中可见的遗迹有两处。一处是召文台，建于始皇帝召见文人的文山上。山上从前有一块天外飞来的陨石，邑人认为是文曲星下凡，因此奉为文星石顶礼膜拜。后世历代知县也认为文山与文登的民命文运息息相关，规定不得取土伐木，以培植“文脉”。因此，当年文山之上古木参天，庙宇森森，文人士子来此，莫不心神凛然。另一处是城南万石山，明朝文登籍尚书丛兰曾在此辟出学堂，教授族中子弟读书，并取“书中自有万石（音担）粟”之意题写山名勒于石上。如今，山上那块摩崖石刻饱经风雨侵蚀更见遒劲。
　　事实上，城中最能彰显儒学的地方是学宫，最初于北宋庆历年间建在城南。南宋建炎中，枢密副使岳飞派部将李宝越海袭击山东金兵，火烧文登城，殃及学宫。金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迁建学宫于县治东，规模宏大，冠于诸县，其主体建筑是大成殿（孔庙），周围建有儒学署、训导署、明伦堂、庠科、名宦祠、乡贤祠等。学宫为县内生员（秀才）教习礼仪儒学之场所，历代县官赴任，即先拜孔庙，见生员，方始理政。知县、教谕率领诸生每年春秋两次祭孔，学政也在这里召集全县生员，举行隆重的仪式，发下“红案”（通告录取生员名单）。此外，文山脚下有文山书院，是当时城中的最高学府；明清两代还先后有万卷楼、听雨楼两座藏书阁，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
　　官员的施政行为浓郁了地方文风，反过来，地方文风也濡染了官员的品质，引发了官员的仕气。文登历任官员多能诗善文，比较有名的是戚继光。他曾经巡守城东10里的文登营，赋诗《过文登营》：
　　冉冉只帆渡海涯，晓烟低护野人家。
　　谁将春色来残堞？独有天风送短笳。
　　水落尚存秦代石，潮平不见汉时槎。
　　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
　　戚继光是有明一代最优秀的将军之一，因抗击倭寇而成为民族英雄。他文武双全，戎马倥偬之际写下此诗，我以为是他存世诗中最好的一首，充满着忧患意识，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诗中所言“残堞”，便是文登城墙。
　　古文登城文山、峰山、香山三峰耸峙于东北，抱龙河、柳林河两水交流于西南。明朝洪武年间筑有土城，万历年间改为石城。城外有壕，东、南、西三面城墙各设一门，谓望海门、新建门和昆嵛门。门外壕上有桥，名会仙桥、抱龙桥和迎仙桥。明代散文家刘濡恩在《太平宴序》中说：“斗城挂文山之麓，而环以渤溟，仅西北一径通中原。”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和城市布局形成了邑人谦虚内敛、不事张扬的文化心理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