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武侠小说家，他早已为人熟知，而作为社会评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圈外人士却少有所闻。其实，金庸是行走于文学、新闻、政治三大“江湖”之大侠，不仅在国内几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还单独拜会过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获得英国女皇授予的OBE勋衔，并被全球十余所著名学府授予过名誉博士或名誉教授。

颠沛流离中完成学业
    金庸是1924年生于浙江海宁袁花镇，原名查良镛，后来将“镛”字一分为二，起名“金庸”。儿时的金庸在家乡读完小学，在杭州读完中学，毕业那年，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战乱中，17岁的金庸背井离乡“闯荡江湖”，逃福建、过广东、跨广西、越贵州，最后流落到湖南西部。
1944年，金庸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学习国际法专业。重庆当时系国民政府首都，复杂的政治风云磨砺了金庸的意志，锻炼了他的观察能力，形成了他特立独行的精神品质。当时，举国大部分民众在遭受异族欺凌，青年学子大多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与腐败。金庸说：“我在重庆读书时，国民党政府时时有向日本求和之想，一些御用教授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有一次，陶希圣奉敌伪之命来学校演讲，又宣传这套理论，我们听了很气愤。他第二次演讲前，我们就在黑板上写上‘青山白骨’，暗示‘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副对联。他见了，就不再说这个话题了。”后来，金庸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于是“行侠仗义”，因“侠举”惹祸，校方勒令他退学。
抗战胜利后，金庸返回家乡，在杭州《东南日报》当记者，几个月后又考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于时未久，全面内战爆发，刚从日军铁蹄蹂躏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再次饱受战争之苦。1948年，金庸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见时局混乱，民心动荡，深为前途忧虑：当律师不可能，找工作更是困难重重。恰在此时，上海《大公报》要招聘两名国际电讯翻译。其时报名人数逾三千，但经反复考试筛选，金庸幸运考上。不久，《大公报》要在香港出版，金庸被派往香港工作，开始了“身无分文走香江、赤手空拳打天下”的生涯。

因地主“成分”没当成外交官
    金庸爱憎分明，政治倾向非常明确，反对国民党，向往共产党。
    外交部的前身是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于1947年5月，仅有20多名工作人员。新中国成立仅一个月，就同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公使、参赞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位置有很多空缺，急需从其他单位和全国各地选调一批熟悉外事、了解国际问题的人员。
    洞察时事的金庸很想当一名外交官，为新生的共和国贡献智慧。当时，金庸的朋友梅汝  在外交部任职，系国际法权威，深得周恩来总理赏识。金庸曾发表过一些关于外交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梅汝  喜欢金庸的才干，特邀请他出任助手。1949年底，金庸离开新婚的妻子，踌躇满志地赶赴北京，一到北京便急切地赶到外交部。时任外交部长秘书的乔冠华对他说，新中国需要像他这样的在海外工作或学习的人员，怀着报效祖国的激情加入到新中国的外交队伍中来。
在北京的几个月里，金庸激情满怀，意气风发。但没有多长时间，乔冠华便遗憾地告诉他，由于他出身大地主家庭，属于剥削阶级，必须受训并写出深刻的自传交代；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必须先到人民大学学习或到其他单位工作，入党之后才能再调入外交部。金庸知道入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得考验个几时几载，思虑再三，叹息客观情况不适合自己从事此项工作，只得放弃当外交官的念头，黯然离开北京，重返香港。

一代武侠小说宗师
    金庸家学渊源，祖上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荣耀。他自幼酷爱读书，尤其是喜爱武侠小说，八九岁就读过《荒江女侠》、《江湖奇侠传》等，但并未立志在这一领域发展，而是一心想从政，以便更好地报效民族和国家。外交家的梦破灭后，金庸脱离了《大公报》，在《新晚报》编副刊。同仁中有梁羽生，两人都喜欢“青梅煮酒论英雄”，不过，谁也没动手写过武侠小说。后来一次拳师比武的事件促使梁羽生运笔完成了《龙虎斗京华》的武侠连载小说，掀起热潮，被视为“新派武侠小说”开山之作。在此启发下，金庸一时技痒，于1955年开始涉足此圈，从《书剑恩仇录》开始，越写瘾越大，越写越精湛，欲罢不能，于是我们才有幸看到如今这些长长短短的金庸小说。金庸的作品开始都是在报上连载，在上世纪70年代搁笔隐退之后，又花了大约10年修改润色。无论书名、人物乃至一招一式的动作，他都要冥思苦想、斟酌再三，绝不随随便便。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使他的小说洋溢着浓郁的“中国味道”；传奇的情节、精美的描写、旷世的真情、大胆的想像，使他的小说让人爱不释手；而严谨的态度、广博的学识以及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更使他的小说成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