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内，为“神舟”飞行做出重要贡献的袁家军在给校友们签名。

    11年前，在被任命为“神舟”飞船副总指挥时，他将职能工整地写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内心庄严地立下一个誓言：这辈子只要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就了无遗憾了！
　　从“神舟一号”试验飞船，一直到“神舟二号”、“神舟三号”、“神舟四号”、“神舟五号”以及“神舟六号”飞船，他参与了每一次圆满发射的全过程，他的心随着六艘飞船而放飞，放飞的每艘飞船都在不断加重中国在世界航天俱乐部中的分量。
　　他就是有着航天“少帅”美誉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国际宇航联副主席、“神舟”飞船系统总指挥袁家军。
  
志在九天的追梦人
　　他无疑是一位执着于理想的追梦人。小的时候，他的梦想随着“东方红”卫星发送的铝板琴声直上重霄；大的时候，他的梦想随着物理方程式遨游于虚拟的太空；时至今朝，他的梦想终于附着“神舟”号飞船开始实现。
　　袁家军，祖籍山东蓬莱，1962年9月出生于吉林通化。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卫星飞过天际时，年仅8岁的袁家军骑在父亲的肩膀上，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的《东方红》乐音仰望夜空，搜寻卫星的轨迹。
　　他好奇地问：“爸爸，卫星在哪儿呢？”满腹诗书的父亲袁承维虽有“通化第一文人”的雅号，可是并不精通天文，他只能凭感觉指着天空，告诉儿子：“大概是最亮的那一颗吧。”少年袁家军觉得卫星是那般神秘，令他心动。一个希望的梦想就这样埋藏在他的心间。
　　填报大学志愿时，袁家军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是：北京航空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在“如果以上志愿不能实现，是否服从分配”一栏中，属虎的他用一种虎气写了三个字：“不服从！”是不是太狂傲了？班主任担心这几个带有挑战性的字会让录取院校有看法。而袁家军轻松地说：“我喜欢学这个专业,报考北航也有信心。”高考结果他果然如愿以偿。
　　2002年10月25日，北航迎来了50周年华诞，袁家军被选为八万多名海内外校友发言的代表。仍在北航攻读结构优化博士的他真诚地向校友吐露心声：“我记得一入校时学校放了一部电影《驯火记》，剧中俄罗斯航天事业奠基人科罗廖夫的壮举深深打动了我，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到，自己将要从事的航天事业是这样与国家的荣誉紧密相连，也将自己一生的梦想锁定在蓝色的天疆。在酒泉不远处的敦煌，有许多古人飞天的壁画。我和我的同事们朝思暮想的，就是要做‘中国驯火人’，要圆梦九天。”
　　
善啃“硬骨头”的“船老大”
　　圆梦九天是从北京一个叫唐家岭的地方开始的。
　　比起现在沉稳的大将风度，1996年袁家军被任命为“神舟”飞船副总指挥和唐家岭航天城全面建设总负责人时，多少有些诚惶诚恐，而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这张年轻陌生的面孔打上了一个问号。
　　才34岁的他，虽然在毕业后参与了资源卫星等型号分系统的研制和载人航天的预先研究工作，但能挑起飞船领军人物这副重担，当好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有史以来最大工程的大管家吗?
　　袁家军接的第一个“烫手山芋”，就是建设能满足飞船以及大型卫星总装、试验、测试一体化需求的国家专项投资重大工程——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
　　试验中心包含了飞船研制所必备的十大重点试验室，其中许多设施的技术指标都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倒排的日程是不倒的后墙。那段时间，袁家军每周有两天都睡在办公室里,把塑料布往办公桌上一铺，就开始学习消化各种技术资料。
　　对袁家军来说，那是一段极为艰苦的时期。满脑子都是工作，回家后还不断地打电话调度指挥，睡觉时也总是被电话吵醒。1997年夏天，在连续一个多月的失眠后，经常呕吐的他被迫住进了医院。
　　“神舟”系列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关切地看着自己的助手说：“家军，以后不要把工作再带回家了。”袁妈妈心疼地问儿子：“是不是任务太重，你又好强，受不了了？”袁家军耐心地解释说：“不是好强，我是副总指挥，就是要多想办法，把工作安排、调度好，要不然怎么按时完成建设任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