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相继提出“省管县”改革的建议，并把其提到行政改革的层面；“十一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一时间，“省管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省管县”财政体制渐次回归     
　　新中国成立后，“省管县”曾是地方财政分配的一种主要形式。20世纪90年代，随着分税制的确立，“市管县”逐渐成为地方财政分配的又一模式。财政意义上的“省管县”和“市管县”，主要指在财政体制上的两种安排，即县级财政的管辖权是直接归省里还是归地级市。这里的财政管辖权包括财政的税收分成比例及其它财税安排的制定，也包括财政税收的收支结算。眼下所讲的“省管县”财政体制，就是在维持现行行政隶属关系、确保各级既得利益的基础上，改变原来“市管县”的财政管理模式，将县财政划归省财政直接管理，除财政收支划分范围暂不调整外，各类补助（上解）、资金调拨等由省财政直接和县财政结算。近年来，一些省份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的实行了“省管县”财政体制的模式或试点，有的在强县扩权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浙江是“省管县”的成功实践者，从2002年8月起把地区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20个县区，县财政直接对省负责。浙江之后，多个省份先后跟进，目前实行财政“省管县”的省份有浙江、湖北、安徽、吉林、海南、宁夏等，如果算上“强县扩权”试点，则更有河北、河南、广东、江苏、辽宁、山东、福建、湖南等省的参与。
　　当前我国大多数省市实行的“市管县”体制，初衷在于以经济发达城市为核心，带动周边农村地区的发展，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异军突起，“市管县”体制已失去当初的功效，反而成为束缚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因素。其弊端主要表现在：（1）“小马拉大车”。一些经济实力弱小的城市无法起到辐射、带动周边的作用，反而在与下辖的经济强县的博弈中耗费了本就不多的公共行政资源。（2）管理层次过多造成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大量增加。（3）出现“市”对“县”的“刮、卡、要”现象。有些地级市政府为了在任期内搞出政绩，往往集中县级财力建设地级市，从而富了一个地级市，穷了诸多县和乡镇，出现了“财力向上集中，包袱向下转移”的格局。（4）“市管县”体制有着明显倾向性。所辖的县或成为市的“菜篮子”基地，或成为市的工业产品原材料基地，农业利润大量向城市集中，通过层层分解，最终还是压到了最基层的广大农村。总之，投入高额成本维持的庞大地级市架构，在实际工作中却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造成三大“漏斗效应”：“财政漏斗”、“权力漏斗”、“效率漏斗”。
　　许多学者撰文指出，财政“省管县”与“市管县”相比具有明显的优点：有利于减少管理层次；有利于增强省级调控能力，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有利于缓解县级财政困难，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省管县”后，省财政直接结算到县，既避免了市级集中县财力的“市刮县”问题，又可使县级财政困难直接反馈到省财政，这样，一方面由于县级财政留成比例增加，可以使县里集中更多的财力发展县域经济；另一方面，由于减少了市级管理层次，可以大大降低行政管理成本，从而减轻农民负担。
　　在一些学者为“省管县”财政体制叫好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其可能带来的弊端：一是鞭长莫及。管理幅度的扩大，给省级财政增加了压力。二是行政管理与财政管理不一致。目前，地方行政架构是“省管市”、“市管县”，而财政实行“省管县”，无形中从财政上越过市级，无疑会直接影响到市级行政管理权的实施。三是体制的变化将削减市级帮扶县级发展的积极性。“省管县”实施后，市对县财政的管理职能只能体现在业务指导、督促检查、报表汇总等方面，很难对所属县市财政困难继续给予帮助。据一些地方反映，政策实行之初，县里的干部将“强县扩权”形象地比喻为“一喜一愣一凉”，即：看到文件一喜，到部门办事一愣，最终心里一凉。有的是因为政策与现有法律不配套造成放权无法律依据，更多的是因为有关部门和地市不愿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