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新疆，第一个想起的便是胡杨。飞机在天上飞，我竭力看着地面，想从一派苍茫中找寻那种能让沙漠变为风景的植物。西边的太阳总在斜斜地照着地面上尖尖沙山，却并不见绿荫。山脉枯燥河流枯竭大地枯萎，西出阳关的心里一下子便涌上许多悲壮。
　　我在夏天的傍晚踏上乌鲁木齐机场的跑道，九点多钟了，天还亮亮的，通往市区的道路两旁长着一排排白杨，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瓜果清香，满地都是碧玉和黄金做成的果实，偌大的城市仿佛是由它们堆积而成。来接站的女孩正巧是我的同乡，她一口软软的语言，更让人觉得身在江南。事实上，当年许多人正是唱着那首将新疆比做江南的歌谣，只身来到边关的，女孩已是他们的第二代。他们将对故土日夜的思念，化作女儿头上的青丝，化作女儿指尖上的纤细，还有对客人天生的热情。也许天山雪峰抱着的那汪天池，也是他们照映江南丝竹、洞庭渔火和泰山日出的镜子。客人来了，第一站总是去天池，就像是进了家门进客房，照一照镜子，叠映出两种伤情。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些已经画出古丝绸路上诗的遥想。
　　只到过天池的人，最好别说自己到过新疆。
　　只体会到白杨俊秀地挺立于蓝天，也别说自己到过新疆。
　　沿着天山山脉脚下的公路往喀什走，过了达坂城不久，便遇上了大片不知名的戈壁，能活动的东西除了一股股旋风，就只有趴在四只轮子上的汽车了。往南走，左边总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右边永远是天山雪水冲积成的土坡和一重重没有草木的山脉。汽车跑了2000多公里，总听见兵团人说，胡杨也分雌雄，雌的长籽生絮时像松花江上的雾凇。胡杨的花絮随风飘散，只要有水它就能生根发芽，哪怕那水是苦的涩的。
　　1949年，毛泽东要王震将部队带到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卫戍部队，王震将军却请缨进军新疆并获准。随着120个农垦团的成立，荒漠上出现了120个新地名。在墨玉县有个叫四十七团的地方，是一个几乎完全被沙漠包围的兵团农场，四十七团的前身是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九团，进疆时是西北野战军第二军第五师的主力十五团，当年曾用18天时间，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奔袭上千公里解放和田。此后这1000多名官兵便留下来，为着每一株绿苗每一滴淡水，也为着每一线生存的希望而同天地抗争。50多年过去了，这些已成为耄耋老人的战士们，却从没有人后悔未能留在北京。他们说，有人做牡丹花，就得有人做胡杨，有人喝甘露，就得有人喝盐碱水。
　　兵团人有句名言：“活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就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在那些除了兵团人再无他人的不毛之地，兵团人不仅是活着的界碑，更折射着国家的尊严与神圣。老百姓可以走，他们可以去茂盛的草场和肥沃的土地，可以选择过幸福的生活；军人也可以走，沙场点兵，无论是英雄与烈士终有归去之期。唯有兵团人，既不是老百姓，也不是军人。他们不仅不能走，还要秉持信念安家立业。家园是要塞，边关是庭院。兵团人放牧的每一群牛羊，都无异于共和国的千军万马；兵团人耕耘着每一块沙地，都等同于共和国的千山万水。我围着塔克拉玛干转了6000多公里，不时会遇见无法用沧桑来形容的兵团人。在兵团农垦博物馆里，我见到过他们创业时住过的地窝子，我还知道，这样的地窝子如今仍在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上为一些兵团遮风挡雨。兵团人笑着说，地窝子冬暖夏凉；兵团人笑着说，一不小心别人就将汽车开到地窝子顶上了；兵团人笑着说，维吾尔族的兄弟不会说公鸡，便将公鸡说成是鸡蛋妈妈的爱人……他们的笑让人听来，如闻霜夜雁歌月落钟鸣，大气磅礴感天动地。他们长年生活在海拔2900多米以上的高山草场，没有蔬菜，极端缺水，就是兵团领导来，也没有水给他们洗脸。吃的食物，始终是馕。
    阿克苏往南不远的路旁终于出现一片胡杨，它隐藏在丛生的红柳后面，只露出半截树梢，一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在我们正兴奋时，兵团人平静地说：“你们回来时，沙漠公路旁边的胡杨那才叫胡杨哩，这些是后来栽的……”说到这儿，他又马上纠正自己说：“栽的胡杨也是胡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批上海支边青年还没度过玉门关，便面向戈壁掩面而泣。我在新疆多次遇见过上海籍的兵团人，每一次都很难相信面前这些或坐或站的男子汉，当年也曾在灯红酒绿的上海滩斯文儒雅过。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声吼叫大步走路，不管高矮，到哪儿都是铁塔一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胡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