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艺术眼界极高的人，此时党内外有多位书法家与他有过书法方面的探讨，比如董必武、康生、齐燕铭、沈尹默、郭沫若等，但毛泽东对舒同的书法特别赏识。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请舒同代他题字，比如北京农业展览馆建成后，有关方面请毛泽东题写馆名，此时的舒同在山东任省委书记，毛泽东说：“不要老是我来写。”并批示：“请山东的舒同同志题写。”
    其实，舒同不止是书法精妙，所谓“党内一支笔”还表现在舒同为我党起草了诸多重要文件。抗战爆发后，舒同先是担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随后参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并担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兼抗敌报社社长。1939年9月17日的《抗敌报》曾刊登了他和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回复日军指挥官的《致东根清一郎书》，以浩然的民族气概批驳了日军的侵略谬论，指出“日本军阀法西斯蒂，不特是中国国民之公敌，实亦日本国民之公敌也”，并表明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被后世公认为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份备忘录”、“是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对话”。
    后来，舒同担任了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从1943年到建国初，还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兼秘书长、华东局党委秘书长兼社会部长、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文教委员会主任、华东党校校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直接参与了华东解放战争的指挥工作。
    至今，舒同的儿子王征还保存着十几封中央军委给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的密电复印件，几乎每封都由毛泽东亲笔起草，起首必称“陈（毅）舒（同）”。
    建国后，舒同历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十年动乱期间，舒同受到迫害，被监禁达６年之久。1977年，杨尚昆、习仲勋多次邀请尚未被“平反”的舒同到广东工作，以作为过渡。舒同却选择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岗位——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战史编辑部主任，他认为自己搞这项工作更合适。在他主导下，一部足具权威性和科学性的《解放军战史》编写完成。历史学家认为：“在评价各野战军的功勋时，他公正客观，一碗水端得很平。”
   
    书法界的一代宗师
    舒同既有显赫的功绩，与毛泽东主席又有着不同一般的交往，但他始终泰然处世，视一生钟爱的书法为“余事”。这样的淡然超脱，终于大象无形地造就出书法界的一代宗师。
    曾经与舒同共事多年的王元化曾说过：舒同的字像他的人一样，雍容大度而又质朴无华，不带任何炫人眼目的做作之习，而自有一种精神内敛、气度厚重的自然风韵。
    舒同的书法源于颜真卿的楷书，历代贤达对颜体的推崇并非偶然，因为书法不仅是写字的技巧，更寄托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舒同取法颜体，也应作如是观。但舒同又博采众长，他自己说过，自己的书法是“七分半”，即楷草隶篆行各一分，颜、柳各一分，何绍基半分，足见其广纳百川之严谨态度。据家人回忆：“即使卓然成一代大家后，在平时还坚持临池不辍，写楷书，隶书，偶尔画点梅兰竹菊，认真得像个小学生，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书法评论家说：“舒同是继清代何绍基之后再次将颜体发扬光大并推向一个崭新境界的书法家。没有一种脚踏实地的艺术精神，他到不了这个高度。”
    直至今天，在济南还流传着一个“千人抢砚”的故事。那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舒同被调至章丘县任“芝麻官”，一次到济南千佛山疗养，被群众获知，很多人跑到山上求字。舒同看到群众还是这么敬重他，感动之余答应让所有求字的人满意，话音未落，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砚台为他磨墨，后来闻讯上山求字者居然达到千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