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建政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这两位对中国现代史有着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就再也没有见面。但这并不等于说两人之间再没有任何接触，而是以“特殊方式”进行“对话”——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曾秘密接触。美国中情局(CIA)不久前的解密文件证实了这段史实。
   
    新加坡记者担任国共“密使”
    毛泽东与蒋介石虽然“隔海相望”，但两人都不希望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毛泽东在国际上公开了他关于支持蒋介石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当台湾地区“总统”的意见，希望以此换来与蒋介石的沟通，试探和国民党当局接触。而蒋介石此时也有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想法。   
    据《内蒙古党史》记载，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国共双方都试图寻找一个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这个人后来被找到了，他就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据该书描述，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的文化人，过去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有密切接触，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上宾，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正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在共产党解放大陆时，没有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政权工作，也没有跑到台湾去工作，而是跑到了香港——他想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观察者。
    蒋介石命令长子蒋经国于50年代中期两次找到曹聚仁。其中，一次是蒋经国秘密派一艘小型军舰，到香港把曹聚仁接到台湾，与其密谈如何由曹聚仁出面建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沟通渠道；另一次是蒋经国亲自到香港找曹聚仁，与他再次商谈如何与共产党沟通的问题。曹聚仁答应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后，蒋介石就把曹聚仁请去了台北。   
    大陆方面，曹聚仁于1956年7月到北京采访，受到了绝非记者所能享受到的待遇。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周恩来年谱》记载，经由1956年7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讨论，当年7月13日、16日和19日，周恩来三次接见曹聚仁，“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   
    而在第二次接见中，周恩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于是，8月14日，“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要信息，便首度由曹聚仁所供职的《南洋商报》向外发布出去。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将他在大陆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详细情况转告了台湾方面。1956年之行，拉开了曹聚仁近十年两岸“密使”工作的序幕。

    共产党开出合作条件：台湾政权仍归蒋介石
    据历史学者范小方及毛磊所著的《国共谈判史纲》记载，在曹聚仁担任两岸“密使”的同时，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委员章士钊(他是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也为国共接触而奔波。   
    在此之前，章士钊曾带着中共领导人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   
    章士钊的斡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7年4月，许孝炎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第三天，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蒋介石派出的特使宋宜山(也是蒋的学生)。不久, 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宋宜山商谈，就第三次国共合作协商。李维汉提出中共关于合作的四条具体条件：(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