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直臣孙嘉淦，仕于康雍乾三朝，刚正不阿，敢于直言。乾隆初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时，针对用人上存在的弊端，上《三习一弊疏》，对高宗提出谏正。此“疏”见地精深，发人深思，堪资借鉴。
    可鉴者一：深识“三习一弊”之害。所谓“三习”，就是三种恶习，即“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大意是说：耳喜谀言而恶直语，目喜柔媚而恶刚正，心喜顺从而恶谏诤。“三习既成，乃生一弊”，即“喜小人而厌君子”。“三习一弊”使“小人进而君子退”，其害至大，轻则败事，重则误国。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有段话：“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君子，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不仅是汉，古今中外，历朝历代，无不如此。“得贤则昌，失贤则亡”，是一条规律。
    可鉴者二：警防小人媚上之术。阿谀奉迎，投上所好，以谋私利，是小人的专长，正人君子不屑于此。孙嘉淦在疏中对此作了深刻剖析，他说：“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巧言媚人)，则于(当政者)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视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这段分析，可谓鞭辟入里，切中肯綮。小人挟其长而善投，人主溺于习而不觉，于是小人受宠，君子被疏。乾隆是个比较清醒的帝王，但他误识错用了巨贪和  ，可见警防小人之不易。
    可鉴者三：常守不敢自是之心。如何“预除三习，永杜一弊”？孙嘉淦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在乎外，而在乎内”，“惟望我皇常守不敢自是之心”。此言抓住了问题的症结，触及要害。要防除“三习一弊”，就必须“常守不敢自是之心”。“三习”的关键是“心习”，如无自是之心，就无喜谀恶直之“耳习”与喜柔恶刚之“目习”，没有“三习”也就没有“一弊”。在这方面，唐太宗可谓楷模。他“常谦常惧”，“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惟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他善纳诤言，“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甘苦口之忠言”，创造了名垂青史的“贞观之治”。如此为官，怎么会生“三习一弊”呢！
　　今天，我们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与封建官吏有本质区别。但是，时下干部队伍中也存在着诸多“三习一弊”现象。有的人喜欢阿谀奉迎，溜须拍马；有的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也有的用人唯亲，拉拉扯扯；甚至还有的搞权钱交易，买官卖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提高警觉，严以自律，拒腐不沾，恪守廉正，才能经住各种考验，永葆党员先进性，保持干群和谐，担负起团结带领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