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典籍承载着中华文明，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饱含着无尽的精神营养，其丰富多彩的为政思想，便是这浩瀚史海中一枚色彩绚丽的珠贝。它虽产生于彼时彼人，与现代民主政治不可同日而语，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辩证思维，其基本精神的某些方面与现代民主政治思想息息相通。

    宽猛得宜

　　《荀子·成相》中有“治之经，礼与刑”的说法，说的是治理国家的两种主要方法。治理国家应以循礼为常态，以执法以辅助，在特定情况下也不必讳言严刑峻法，而是讲究宜宽则宽，宜猛则猛，宽猛相济，巧妙运用。孔子曾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于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乃针对当时郑国政坛上的一件事有感而发。《左传·昭公20年》载：“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子产卒，子大叔执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掠盗。子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一切依情势而定，简单地断言宽比猛好或猛比宽好均不可取，宽中有猛，猛中有宽，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联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大业，既要亲民抚众，实行宽简政治，也要坚决惩治腐败，打击“害群之马”，宽柔与刚猛相得益彰，不可偏废。

    选贤任能

    选贤任能是从政之本，能否选贤任能是君主明暗的标志，更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古人这方面的主张和实践极为丰富，成为治国者的永恒议题。孟子提出过五个“王天下”的条件，认为能行者“不王未之有也”，而五者之中“尊贤使能、俊杰在位”为其首。荀子认为人主大节有三，即“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而两大节与选贤有关。《墨子·尚贤上》中有“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之说，可见墨老夫子是最先系统阐述“尚贤使能”理论的一位，认为“尚贤使能是‘从政之本’”，国家贤良人才众多，国家治理就有了深厚的基础。《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一段话，客观分析了亲贤远佞和亲佞远贤的不同效果，已成千古绝句。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励精图治，任用姚祟、宋  为相，开创了“开元盛世”，使唐王朝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兴旺；而同是这个唐玄宗，天宝年间宠信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嬉戏荒政，导致了历时八年的深重灾难——安史之乱，唐王朝苦心经营100多年的家当丧失殆尽，本人亦身败名裂，骤荣骤衰为天下笑。便是自身“革命化”好的帝王，任非所人，也没落下好的下场。朱晃之子后梁主朱友贞为人温恭俭约，无荒淫之失，但宠信奸臣赵岩、张汉鼎兄弟，使擅威福，疏弃旧臣敬翔、李振等，以至于失掉政权。春秋第一个成为霸主的齐桓公，好酒好色又好田猎，一身不良习气，哪是做帝王的材料，但在用人上却能高人一筹，重用旧臣鲍叔牙等，还重用原来政敌管仲，且“三畔三浴”亲迎于郊，并全权委托于他治理国家而成霸业。
　　唐太宗李世民“广任贤良”，对人才选拔和任用在治国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深刻的体察，认为此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贞观政要·政体》中记有他曾与萧瑶的一段对话：“‘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致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行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王权至广且大，君主的能力、精力有限，不可能靠君王一人来治理，必须雇佣大批官员臣仆帮助经营天下大业。史学家范祖禹在此段对答后作了精彩贴切的评说：“君以知人为明”，“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务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为百官之所为，则虽圣智，亦助不足矣。……是以隋文勤而无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唐太宗在用人方面的过人之处，还在于无论亲朋故旧、前朝降臣和自己的政敌，都同等对待，贤者用之，庸者斥之。秦王府旧人侯君集、高甑生犯罪以法严惩之，魏征忠心服侍过建成而宠任之于始终。贞观之治之所以见效于当时，显名于后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太宗的知人善任，得益于因此而会聚于朝的一批人才，其为政之道多为后世来者敬慕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