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反腐败，各级党组织也确实在反腐败上下了不小功夫，且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腐败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不少地方还有日益加重的趋势。何其故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反腐败过程中存在有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
　　一是混同“必要”形式的形式主义。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没有一定的形式，内容就无法表现出来。反腐败应该也必须有一定的形式，必要的形式是推动反腐败工作落实的载体，是取得反腐败成效不可或缺的手段。这里所说的“必要”形式，是服从服务于内容的形式，是符合事物客观规律和反腐败工作实际的形式，与形式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形式主义是“重形式、轻内容”，或者把形式与内容割裂开来，就形式搞形式，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范畴。在反腐败斗争中，必须把“必要”形式与形式主义区别开来，特别要防止在“必要”形式的掩盖下，盲目地、习以为常地搞形式主义。发文、开会、发表领导讲话，是总结部署和组织推动反腐败工作的必要形式，但“必要”不等于“多多益善”，再好的形式也不能任意地、无限制的使用，如会越开越多、文越发越滥、话越讲越空，变成“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讲话落实讲话”，势必带来形式主义泛滥；组织专题学习、举办报告会、集中培训、开展正反典型教育等，是反腐倡廉教育的必要形式，但这些“必要”形式如离开实实在在的内容，就只能流于形式；制定、完善有关制度、规定，是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必要形式，但如果把这些制度、规定仅仅“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说在嘴上”，而落实不到行动上，就等于没有制度，甚至比没有制度还坏；开展干部述廉、民主评廉活动，推行村务、厂务、政务公开，实行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等，都是源头治腐的必要形式，但如果在工作中只图表面上热热闹闹，并不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就徒有形式，达不到源头治腐的目的。目前，在少数地方和单位，形式主义的东西还比较“吃香”，有的在反对形式主义的口号下搞形式主义，或者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颇能迷惑一部分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任其发展下去，将会严重影响和阻碍反腐败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是玩弄“数字游戏”的形式主义。在经济工作中，有人热衷于搞“数字游戏”，所谓“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老百姓称之为“数字腐败”；在反腐败工作中，同样有人喜欢玩弄“数字游戏”，挖空心思地“量化”这、“量化”那，旨在表明工作的“显著成效”。当然，我们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运用数字，在总结、汇报、研究、宣传反腐败工作时，准确、科学地运用有关数字，非但不在反对之列，还应该提倡。然而，“数字”一旦用得失去真实性和科学性，变成一种“虚幻”的游戏，就应该加以制止和反对了。我们时常看到，有些地方和单位总喜欢运用这样一些“数据”：受到反腐倡廉教育的有多少万人次，其中有多少人写心得体会共多少万字；制定和完善制度多少项多少条，文字总量达多少万字；领导班子成员共谈心多少人次，民主生活会上互相提出批评意见多少条；通过纠风治乱，减少经济损失多少万元、亿元；群众对行风的满意度达百分之九十几点几几，等等。虽不能武断地说这些数据都是“估算”出来的，都是假的，但可以肯定，其中不少是难以准确统计的，是含有相当“水分”的。何况，有的数据就是再“准确”、再“可观”，也没有多少实际价值，因为用它无法回答“教育”的实际效果如何、“制度”到底执行得怎样、“谈心”涉及什么内容、“民主生活会”解决了哪些问题，等等。充其量，这些数据只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工作的“量”，但不能反映工作的“质”；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人在运用数字时惯于施展种种“技巧”，比如：想将数字说“大”，就把“一百、二百”说成“数百”，把“一百零几”说成“一百多”；想将数字说“小”，就把“一百四十、五十”说成“一百左右”，把“九千九百九十九”说成“九千多”。又如：查处案件数上升了百分之零点几表述为“有明显上升”，下降了一两个百分点则表述为“基本持平”；信访量“上升”便说反腐败力度大，增强了群众的信心，调动了群众举报问题的积极性，信访量“下降”则说反腐败工作抓得好，处理问题有力，群众的意见少了……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为我所用”，用以说明自己想说明的问题。如此“数字游戏”，严重违背客观事实，助长了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对反腐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