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历代君王，大都兴师动众，大兴土木，修宫室，建殿宇，使自己居住在深宫广厦、雕墙峻宇之中。然而，也有例外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例。
　　李世民当皇帝以后，一直安居卑宫，多次阻止臣僚们为他建造宫殿。贞观二年八月，酷暑未退，淫雨连绵，唐太宗患有气喘病，不适宜住在卑湿的宫中。有人建议他“营一高阁以居之”，唐太宗说：“联有气病，岂宜下湿？若遂柬请，靡费良多。”为了珍惜“中民十家之产”，他断然拒绝了“营阁”的建议。
　　唐太宗之所以严拒大修大建，安居于卑宫陋室，是因为他从秦亡的教训中悟出了奢靡浪费，搞“特殊化”，会导致国灭身亡的道理。他说：“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谳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他还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唐太宗把帝王个人的私欲与江山的稳固联系起来，虽位尊权重，仍安居卑宫，实在是目光远大，值得赞许的。
　　我们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的胸怀、理想和抱负理应比封建时代的唐太宗更高些。然而，有些人在住房问题上的态度与唐太宗相比却显得很逊色。他们不顾党和政府的三令五申，利用手中的职权，或大建私房别墅，或多占房、多分房，或高标准装修住房。这些人正像邓小平同志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传统》一文中批评的那样：“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他们只顾自己和子女，不管许多老百姓还三代同堂挤在一间陋室里，引起了群众的汹汹议论。这不但损害了自身形象，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一文中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损百姓以奉其身”的行为，就像“割股以啖腹”一样，到头来必将“腹饱而身毙”。这话振聋发聩，颇具警诫意义，值得我们每个人慎思之，谨为之。